2009年5月14日 星期四

屠城之後不寫詩!


每次收到《亞洲週刊》,林沛理的「一夫當關」是我最喜歡閱讀的幾個專欄之一;對於一些關鍵用詞,林沛理還附上對應的英文詞彙,因為一些概念本來就來自於西方。這個專欄經常讓我得到一些難得的洞見 (insight)。附在下面的是他在這期 《亞洲週刊》中對於電影《南京!南京!》的評介。相信網友看了之後,也會喜歡上這個專欄的。


以下為轉載自2009/5/17 《亞洲週刊》林沛理的屠城之後不寫詩陸川拍出了中國電影工業的最高水平,它既有歷史同感心,但也有上帝視角的矛盾。」


2009年只過了三分之一,但幾乎可以肯定,全年最重要的電影是陸川執導,寫七十二年前南京淪陷,萬千軍民被屠殺、無數婦女遭強暴的《南京!南京!》。這出電影在中國和日本兩地都引發爭議,但沒有人可以質疑它在製作方面達致的專業水準。


從電影工業的角度,《南京!南京!》堪稱中國電影的一座里程碑,它標誌著在其最優秀人才的統領和合作下,中國電影的綜合技術水準(consummate craftsmanship)已經嫺熟、老練和精進到足以與好萊塢並駕齊驅的地步。



這不是溢美之詞。試比較《南京!南京!》與著名好萊塢電影如《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和《鋼琴戰曲》(Piano)等在仿製和重現戰場的血肉橫飛和頹垣敗瓦的迫真程度,《南京!南京!》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的確,在呈現戰爭的殘酷,尤其是日軍的獸行這方面,《南京!南京!》在劇情片中可以說是前無古人。陸川只有三十八歲,但他在處理日軍淩辱和虐殺南京百姓的場面時,表現了驚人的克制和歷史同感心(historical empathy)。他沒有把那些沒法用言語來形容的暴行拍成「奇觀」或者「恐怖劇場」(horror show);而是把殘酷像編織一樣織進了電影的肌理,真的拍出了一種「天地不仁,以萬民為芻狗」的歷史質地。


影片最震撼的一幕,一名日軍只是因為不耐煩,就突然走上前把一個小女孩抱起來從窗子掉出去。換了另一個導演,我們必定會看到小女孩墮地而死的一幕。可是我們在《南京!南京!》看到的,只是士兵把女孩拋出窗子。我們覺得震撼,正因為這個行為的嚴重性(gravity)與厭惡性(repulsiveness)與那近乎漫不經心的場面調度的巨大落差和不協調:


那個日本士兵根本不在乎小女孩的死活,在那一刻導演帶領我們進入了他那無法揣測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還有一幕寫日軍集體強姦南京婦女,那淒厲的呻吟聲、呼救聲和悲哭聲,再加上幾百張床同時發出的震動聲,構成一道地獄的聲帶,令人久久不能釋懷。


陸川的電影天才無容置疑,可是南京大屠殺並不是只有天才就可以駕馭的題材;處理這類歷史的傷口更需要一種道德的敏感度和想像力,以及一顆謙卑的心。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e Adorno)提醒我們,在發生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之後,還有閒情逸致去寫抒情詩是野蠻和不道德的。


他那一句語重心長的「奧斯維辛之後不寫詩」(No Poetry after Auschwitz)就是要世人警惕,不僅不要美化戰爭,更萬萬不可「展覽」歷史的傷痕,將戰爭的罪行「美學化」(anesthetize),把它當作一道風景、從審美的角度加以欣賞和讚頌。


電影是一種商品和集體娛樂模式,用它來處理民族的苦難涉及的道德問題更複雜。首先,它必須像任何商品一樣,透過慣常的管道推出市場、促銷和消費。像幾個星期前我在電視上看到陸川和《南京!南京!》的主要演員接受鳳凰衛視主持陳魯豫的訪問,大家談笑風生,就像他們正在宣傳的是《南京愛情故事》一樣。


至於身為觀眾的我們,在整個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要扮演一個被動的影像消費者角色。真的,我在戲院裡,坐在舒適的沙發椅上看一幕幕中國軍民被活埋和槍斃、中國婦女被蹂躪的場面,在震驚和折服于電影製作者的超卓技巧的同時,也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罪惡感。慘絕人環的民族苦難成為我們消磨時間的「娛樂」,這也許就是一種最令人不安的「心虛的快樂」(guilty pleasure)。


拍得再好的戰爭電影,有時也難免用獵奇的眼光看戰爭,為它的壯觀所傾倒。《南京!南京!》有一幕,鏡頭慢慢拉開,讓觀眾看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屍骸遍野。這個大遠鏡襯以節奏強勁的音樂,根本就是導演在為自己製造奇觀和展覽奇觀的能力而自我陶醉。影片部分場面以日軍的視角(point of view)拍攝沒有問題,但片末將日本將領、逃兵與經歷南京大屠殺、各有不同下場的中國人給予等量齊觀的處理,卻使影片呈現一種嚴重的道德失衡狀態(moral imbalance)。


將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一視同仁,是一種上帝的視角。拍電影最大的滿足來自扮演上帝(play god)來決定角色的命運,但導演畢竟不是上帝,尤其是面對民族世紀苦難,還是應該謙卑一點。



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