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下午，北京烈日當頭。可以容納一千八百人的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座無虛席。
舞台右側一角，一襲白衣的龍應台用字正腔圓的國語開場：「第一次接到（《南方週末》）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台下笑聲一片，接著是淚水，為這次演講的難得，為她提及的顛沛流離到台灣的同胞，也為她講出了許多大陸人想說而不敢說的真話。
前一天下午，同樣的地方，《南方週末》將「二零一零中國夢踐行者」獎杯頒給了龍應台，在接受大陸藝術家陳丹青提問時，她的每句話都讓現場觀眾捏了一把冷汗。她說：「我的一個夢想，就是這個國家，能夠不再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上映的電影。」
掌聲空前，陳丹青對著鏡頭調侃說：「東方衛視還是把這段掉吧。」
在七位踐行者中，龍應台是唯一來自台灣的，只要看過她作品的人，都一定很認同這段她被致敬的理由：龍應台先生的作品具有柔韌的硬度，感恩的力量和思考的鋒芒，她在完成自己夢想的同時，持續關切著弱小者的夢想，其文字不動聲色地傳揚著普遍性的價值。
柔韌的硬度，依然貫穿演講始終，主題說的是《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能夠到「共匪」統治的土地上公開演講，她一度難以置信。但也不改批判本色，只是不再像當年批判國民黨那樣針尖對麥芒，而是幽默地含沙射影：昨天在北京怎麼也搜不到這張美麗島審判的照片，一搜就跳出一個提示：「此網頁已不存在」，我真想把它拍下來；很想跟大家合影簽名，但是很抱歉，北大給我的時間有限，不然就要斷水斷電……
進場時，很多人捧著龍應台的書到她面前請她簽名，都被工作人員一一擋了回去，她沒有作聲，只是微笑，起身，鞠躬致歉。
真正讓聽眾動容的是一首首熟悉而陌生的歌曲——《反攻大陸》《鄉愁四》《車過枋寮》《龍的傳人》《美麗島》，龍應台試圖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歌曲演變，告訴大陸聽眾：台灣人的中國夢如何在被世界拋棄的孤獨中越變越小。
羅大佑演唱的余光中詩歌《鄉愁四》在大陸傳頌最廣，現場很多人都跟著哼唱起來：「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那血一樣的海棠紅，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龍應台問台下的聽眾：「你們知道海棠紅是什麼意思嗎？」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上出現了一張地圖，龍應台說，「這就是海棠紅，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台下掌聲響起，驚嘆連連。印象中的雄雞怎麼多了好一大塊？原來那是外蒙古。她開始講述上一代的中國夢：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陽，她說她的父親十五歲走出衡山參加了國軍，母親則是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國家的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有四個大字：『禮義廉』。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她引述《論語泰伯篇》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指出「士」在中國的價值和意義：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十二歲的孩子背誦的就是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嘛。」
不過，龍應台緊接著指出，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饒有深意的是，雖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 『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龍應台說，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但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零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侯德健『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七十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真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龍應台認為，在台灣的中國夢開始轉換時，有一首「里程碑」式的歌——《美麗島》：
「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一九七零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從來沒見過，腳板從來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台灣里程碑式歌曲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最不為大陸讀者熟悉的《美麗島》卻引起了最大的共鳴。當胡德夫的鋼琴伴奏聲響起，現場頓時靜了下來，從舞台往下看，不少人紅了眼眶。
從《美麗島》的歌曲開始，龍應台輕輕地一轉，就把『中國夢』轉到了台灣的民主轉型上：「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度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十年代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十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夠辛苦。」
龍應台指著「美麗島大審判」的歷史照片，讓大家猜那位站著咧嘴笑的年輕人是誰？幾乎獲得了異口同聲的回應：「施明德。」
令龍應台最為感慨的是，僅僅三十年，當年公開為政治犯辯護的「英雄」陳水扁成為腐敗分子，政治犯成為掌權者，而掌權的國民黨後來成為在野者。她不同意別人說，台灣的民主是「亂」象：台灣民主的「亂」是必上的課；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才真正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
掌聲再次響起，甚至淹沒了她下面的話：
「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這樣的共識對於沒有經歷民主洗禮的大陸人來說，顯然有些陌生。一個小時的演講中，龍應台就這樣一次次地挑戰大陸人的認知邊界，也在一次次挑戰大陸當局的容忍底線。而演講最後對「大國崛起」的剖析，更讓一些人感到如芒在背：
「我倒是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任何意義嗎？那是古老的、落後的、過時的理論。」
演講不止被掌聲打斷，龍應台對大陸當局充滿黑色幽默的解構似乎總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龍應台也說到她有沒有『中國夢』：那要看你對它怎麼下定義了？如果你是指政權的夢，那我沒有，因為在我眼裏，國家、政權只是一個組織或者公司，而且它還可能撒謊。但是，如果把它定義為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社會，那麼我當然有，而且強烈地希望他們能夠幸福、自由。」
按照大陸目前的言論尺度，她的演講比較出位，但很多人認為，能讓其到大陸領獎本身就已經說明中共對她是默許的。
「她是作家、記者，更是一位很好的演說家和布道者。」不止一位在現場的觀眾向亞洲週刊對龍如是評價。儘管主持人建議大家不要攝像，但還是有很多人照攝不誤，也有聽眾擔心錯過大屏幕上的「反共」言論，對著錄音筆，輕聲唸了起來，更多的人在用手機拍照上傳到微博。
搜不到的還有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最後提問環節，沒有人問起過這本書，也沒有人問起《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因為真正知道的人不敢問，問問題的都是不知道的。」一位現場媒體人說。促使龍應台動筆寫這封信的是，共青團下屬的《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在二零零六年一月被勒令停刊。這天她再次表達這樣的期盼：
「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末了，她鼓勵二十多歲的年輕讀者要敢於「不相信」，不相信權威，不相信說教，不相信現實的合理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找那個相信的東西。並引用她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離台赴歐前說過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有觀眾問她的夢是什麼，她說：「找個情人去旅行。」或許只有這樣小小的夢想，才能對抗大大的恐懼吧。
